我和周叔的交情，是從車庫那兩個緊挨著的車位開始的。

每天早上七點，那輛銀白色現代總會準時往外挪。開車的老頭頭發花白，左手把著方向盤，右手總搭在車窗沿上，車后座的布兜子總是鼓鼓囊囊，看著就沉。起初我以為他跟我一樣，是趕早高峰上班的，心里還嘀咕：這把年紀了，還這么拼？

有回我倒車時差點蹭到他的車，搖下車窗道歉，他倒樂呵呵的：“沒事沒事，我這破車，蹭掉塊漆不打緊。”聊起來才知道，他姓周，比我爸還大五歲，卻不是去上班——那布兜子里裝的，是給老區他爹捎的菜。

“天天這時候走？”我遞過去一瓶礦泉水，看他額頭上滲著汗。

“得趕在七點半到家，老爺子醒得早，等著吃飯呢。”他擰開瓶蓋喝了兩口，指節上全是老繭，“從新區到老區，二十八公里，不快跑趕不上趟。”

我這才留意到他后座布兜里的名堂：春天是帶著泥的菠菜，夏天是頂花帶刺的嫩黃瓜，秋天的核桃用舊報紙包著，冬天就裹著幾層塑料袋的白菜。有次見他搬一小捆香椿，芽子嫩得能掐出水，他說：“老爺子就好這口，早市上搶的，來晚了就被人挑光了。”

真正熟絡起來，是個下雨天。我下班回來在車庫躲雨，碰見他剛回來，車轱轆上全是泥點子。他正彎腰擦后座沾的菜湯，我過去搭了把手，他遞過來個蘋果：“剛給老爺子買的，你嘗嘗。”

“叔，您這天天來回跑，圖啥？”我咬著蘋果問。

他擦車的布頓了頓，往老區的方向瞥了一眼：“老爺子九十五了，在那邊住了一輩子，說啥也不肯來新區。”他笑了笑，眼角的皺紋擠成一團，“老房子墻皮都掉渣了，可他摸著門框就說踏實。王寡婦的胡辣湯攤還在巷口，李老頭每天早上準來敲門借火，這些他都舍不下。”

 周叔太懂他爹的犟脾氣。從新區到老區那二十八公里路，他一天一個來回，雷打不動。儀表盤的里程數早已跳過十萬，副駕儲物格里的油卡換了一張又一張。兒子早就在新區給他買了電梯房，一百二十平，光陽臺就夠擺兩桌麻將，可他那九十五歲的老爹偏不挪窩。

“不去不去，”老爺子把拐杖往地上一頓，震得水泥地咚咚響，“這老巷子住了六十多年，閉著眼都能摸到雜貨店。去新區？出門連個說話的都沒有，憋也憋死了！”

那天雨大，周叔說路上堵車，給爹做的面條都坨了，老爺子坐在門口小馬扎上，瞅著巷子口等了快倆鐘頭。“你說他眼神都花了，能瞅見啥？可就那么坐著，跟個門神似的。”周叔說這話時，聲音有點啞。

后來我總在車庫碰到他。早上見他時，布兜子里的菜沾著露水；晚上見他時，布兜子空了，他袖口總沾著點油漬。

有次我加班回來晚，看見他正拿紙擦鞋上的污漬。

“白天給我爹修輪椅，扳手沒拿穩，砸腳上了。”他指著鞋面上的污漬笑，“人老了，啥都不頂用了。”

“那您還天天跑？”

“不跑咋辦？”他捶了捶腰，“護工請過，炒個青菜放半勺子味精，老爺子罵人家瞎糟蹋東西。再說了，他年齡大了，念舊，不愿意來這邊。”

有回早高峰堵在路上，正好跟他的現代并排。我搖下車窗，看見他正給布兜子里的西紅柿套塑料袋，怕顛壞了。“昨天老爺子念叨想吃糖拌柿子，”他指了指那些通紅的果子，“早市上挑了半天，得是沙瓤的才甜。”

車龍慢慢往前挪，他的現代跟在我后面，像個不緊不慢的影子。陽光穿過車窗，照在他后座的布兜子上，那些帶著土氣的蔬菜，忽然顯得格外金貴。

現在每天上下班，我總習慣性往他車位上瞟一眼。要是他的現代還在，就知道今天周叔起晚了；要是車位空著，就猜他后座的布兜子里，今天裝了啥新鮮菜。 

小區的保安說，周叔的車，每天進出都踩著點。早上七點出門，下午六點進門，比小區的鐘還準時。

后來，周叔的兒子又提請護工的事，周叔望著新區的燈火，慢悠悠地說：“你爺爺守著老區，是守著他的念想。我守著他來回跑，是我的念想。”這話像顆石子投進水里，蕩開的漣漪里，有父親年輕時扛著他過河的背影，有他教兒子騎自行車時松開的手，還有此刻菜兜子里沾著的晨露。

這兩個緊挨著的車位，像兩個標點符號，一個忙著趕去謀生，一個忙著趕去盡孝。而那條二十八公里的路，被周叔的車轱轆碾了七年，把陌生的鄰居，碾成了心里有數的熟人。  

這二十八公里的路，周叔還在繼續走。車輪碾過的晨昏里，藏著最樸素的牽掛：是菜兜子里的新鮮。這世間的真與善，原不必轟轟烈烈，就像這日復一日的二十八公里，一頭連著老人舍不得的舊時光，一頭系著兒子放不下的骨肉情，把尋常日子，走成了歲月里最綿長的詩。（賈翠）